[任正隆精彩语录] 不能说我爱这个国家就永远投赞成票，因为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，该投什么就投什么。我们作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是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，该怎么投就怎么投。

　

　　代表简介：任正隆，四川农业大学教授，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家。当人大代表13年，他共提了几十个议案和建议。其中07年提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问题，今年已被解决。08年提出修改个人所得税法，降低税率的议案没被采纳，今年接着提。

　　既然让我当了人大代表 我就要对得起良心

　　记者：您今年有五个建议案和一个议案，这些一共花了您多长时间进行调研？

　　任正隆：有的议案是很多年了，比如税法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，平常有时间就看一看这方面的书，思考这方面的问题，做做调研，有机会还听相关人的意见，这是长期的积累。三农问题，也是长期的积累，因为我一辈子跟农民打交道。关于转基因的建议也是长期的，因为我就研究这个深有体会。说到教育我也有发言权，因为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，我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。而且我在西方也受过教育，有比较。

　　记者：当人大代表对您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？

　　任正隆：有时候我去调研或写议案，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放下我的工作。因为我做这些事就要离开实验室和实验田，还要看一些跟我毫无关系的资料，还要把它搞懂才能够写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一心一意搞我的科学不好吗？但既然让我当了人大代表，我就要给大家做事，对得起良心。

　　记者：您当了三届人大代表，也提了几十个建议、议案，那您一般是怎么选择建议或议案内容的？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选择内容？

　　任正隆：我的观点是叫我干我就认认真真给老百姓干，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。因为我不是搞政治的，不吃政治饭，我是科学工作者。

　　正因为我是科学工作者，写议案我就只有科学态度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是否赞成。我只认我提的议案是否对老百姓有好处，对国家的发展、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好处。如果我认为有我就提，至于说我提的议案是否会让一些人不高兴，是否会伤害一些集团的利益我从来不考虑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，我就躲在我的蜗居里面去做我的事。

　　记者：您也看了《蜗居》？

　　任正隆：（笑）我不喜欢这部电视剧，他把贪官写得那么令人同情，我恨死了贪官！你看那个贪官多可爱，而且演员演得又好、又帅，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他死了多可惜。因为我的心目中特别恨贪官，所以看到贪官我就恨，把贪官写得那么可爱，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。

　　记者：您有没有提过关于反腐方面的议案？

　　任正隆：没有。我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农和社会进步方面，我关心社会进步。
　不能说我爱这个国家就永远投赞成票

　　记者：您投过反对票吗？或者弃权票吗？

　　任正隆：（笑）这个问题我能不回答吗？

　　记者：但政协委员倪萍就说了她没有投过反对票，因为她爱这个国家。

　　任正隆：她太傻了，真是没有头脑，说明她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虫。作为政协委员你投赞成票还是投反对票这不是你的权力嘛。不能说我爱这个国家就永远投赞成票，因为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，该投什么就投什么。我们作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是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，该怎么投就怎么投。

　　记者：应该有很多人知道您是人大代表，他们平常遇到问题，有没有直接过来找您？

　　任正隆：有，所以我每年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我不大想当人大代表。

　　记者：向您反映的哪类问题最多？

　　任正隆：接过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比如说有认为法院判决不公的，有农民觉得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了，也有拆迁户来找我的，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受到冤屈找我伸冤的等等。

　　记者：您一般怎么答复他们？或者帮他们解决问题？

　　任正隆：实际上按照规定我们人大代表是个人不受理这些东西的，因为人大代表是集体有权个人无权。

　　一般都是在我的办公室约好时间，他们来了我就请他们坐，泡杯茶听他们说，让他们把话都说完，听完后我就问还有没有书面资料要交给我的。把他们的问题弄懂后，我有几种处理办法：一种是我认为他们确实受了冤，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，我就给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写信，说某某公民可能这件事确实有点冤屈，可能是你们处理的不好，我把这事报告给你，请你干预一下，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样老百姓就更感谢你。然后我签名盖上章，给他们说你拿着我的信去找某某市长或者某某书记。这样的情况多半解决了，因为有的事是一些地方干部处理问题态度生硬、粗暴或者不负责任、推诿。

　　第二种情况是，本来就是这些人要求不合理，胡搅蛮缠。这我就毫不客气了，会当面说是你们不对。当然我是笑嘻嘻地说，我说谁遇到你这样的事都头疼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，你一定要想通。

　　记者：有没有遇到您不能解决的事情？

　　任正隆：有。比如说拆迁，拆迁赔偿要求非常高，和地方政府矛盾很大，这事我知道我解决不了，政府也解决不了。这种事我也是劝，我也会去找政府，说你们也要让让步，把这事解决了，不要老让他上访。这有解决的也有没解决的。

　　还有一些群众的困难我就直接帮他们解决了。比如有人反映地震后当地农业受到了损失，我就组织了一个农业技术服务队到乡下服务。

　　记者：您平常怎么行使监督权和调研的权力？

　　任正隆：调研是我们的权力，我调研的大部分是三农问题。我经常去农村去推广我的科技成果，给农民讲课、讲技术。讲完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，他们有什么话都跟我说。

　　记者：监督呢？

　　任正隆：监督我们是集体行使权力，我参加过很多全国人大的执法监督。我认为执法监督要讲效益，讲实效，而且一定要沟通和协调好。政府做好他们的行政，我们监督他们是否依法行政。
人大代表能不当就不当了 我想好好做学术

　　记者：我看您之前接受采访，说到十几年来写议案、建议有几个经验，能具体说一说吗？

　　任正隆：我写议案有三个原则：第一要做调研，要把事情做清楚。第二说话要得体，就是要说的清楚，别人容易接受我的意见。第三一定要提出解决办法，我不是只把问题转给你。

　　记者：您提完议案或建议后，会去监督或跟踪它是怎么处理的吗？

　　任正隆：我提了议案后就把它忘了，就不管了。因为很简单，我提了议案领导是否接受是领导的事，提议案是我做人大代表的权力，所以我认为人大代表要有这样的心态。原来我是政协委员，现在做人大代表，我就是这个心态，提完意见后我就不管了，领导接受了不是我的功劳，可能是因为我跟领导的意见一致。不接受就算了我也不管，我下次又提就可以了，我不生气。如果觉得正确可以再说，不接受也是正常的。这就是民主。

　　记者：刚才您一直说其实做人大代表挺占用您时间，如果下一次大家还选您，您还当吗？

　　任正隆：我老了，今年满60岁了，所以能不当就不当了。我就好好做自己的学术工作，有生之年多写几本学术著作，让我在学术史上留名，这才是我真正追求的目标。人大代表让我当，那我还是一如既往，因为当了就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好好干。

降低个税税率 可以让更多人有公民意识

　　任正隆：今年我提了一个议案，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。

　　记者：这个议案您2008年两会就提出来过吧？

　　任正隆：对。当时提出来后全国税务总局的人跟我进行了沟通，他们认为我的意见很好，但因为才修订完税法，马上又修觉得不是很好。所以我又等了一年。我的建议仍然是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，比如把5%的税率降到2% ，10%的降到5%，依次降低。

　　记者：这个建议和您2008年的提法好像是一样的？

　　任正隆：是一样的。第二个建议是，如果税率不变，那就提高级差。第三个建议是我今年新添加的，就是用家庭为单位进行纳税，这主要是保护夫妻二人收入不平衡的情况。

　　记者：您为什么要连续两次提出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议案？理由是什么？

　　任正隆：个人所得税除了经济意义，还有更多的社会意义。因为税收是培养社会公民意识的重要手段。我们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是很差的，在孙中山推翻满清统治以前，中国是没有公民意识的，民国时期才提出来，但是后来断断续续地又没有人去提。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要提高公民意识，这非常重要，如果老百姓没有公民意识，那我们的民主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因为公民是民主法治的基础。

　　记者：最近有新闻说我国正在研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，您的建议里面并没有这条？

　　任正隆：我认为提高起征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治标不治本，反正你工资还要涨，但它不可能每天跟着涨，所以只有降税率。这才是对纳税人最实惠的东西，大家算一算就知道了。

　　而且起征点提高以后，把很多低收入者排除在纳税人之外。虽然我们公民的身份和纳税人的身份有区别，但又是一致的。现代国家的公民都是通过成为纳税人来干预国家和社会政策的，如果一个政府的收入只是跟一部分人有关，跟另一部分人没关，那政府的政策就会受掏钱这部分人的影响，没有掏钱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就不考虑，因此这些人就成了弱势群体。所以我们要让尽量多的公民具有纳税人的身份。

　　记者：有些网友说，您是外行人在说外行话。因为就算我们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但是吃饭、喝水、打车这些无形当中都是在交税的，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纳税人。

　　任正隆：这是他自己的理解。你拿到了税务局的税单吗？比如你要在美国办签证的时候，都要拿税单，你有纳税单吗？很多人批评我是：外行人说外行人话。但是他们是糊涂人说的糊涂话。虽然我是外行，但我在国外长期生活，有对比。

　　记者：您在国外生活了多少年？

　　任正隆：我80年代在德国生活多年，90年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很多年。我亲眼看到当美国、欧洲的纳税人有多神气。有一个老头在德国开了一个店，警察敲老头的门，然后老头说：什么事？警察说：老头你……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头看看他说：年轻人，我的名字叫纳税人，我纳税的年头比你的年龄还要长。警察连忙说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话的语气不对。我通过这些对比认为，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是需要培养的，税收就是一种道具和方式。